历法改革与传统节日谁大？
陕西省老科协历法改革专业委员会  章潜五

    中华民族要伟大复兴，各行各业竞作心力奉献。我们离退休学者追迹诸多先贤，成立陕西省老科协历改委，研究“我国历法改革的现实任务”，旨求补缺提供国家决策参考。众多的社会学家成立中国民俗学会，研究我国的民俗学。两个学会本应互补地和谐发展，然而却发生了大碰撞，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不难根据事实作出分辨，其源似为分不清历法改革与传统节日谁大？是在弃大取小管见看问题，对历法改革研究存在误识偏见。

    《南方周末》记者陈一鸣兼听则明，他用电话采访半小时后，写了两篇客观的报道（见3月3日第27版）。主文是“春节改期之争”，辅文是“节日应该姓什么？”。前文似为争议春节假日，实则却是争议历法改革，文中介绍了两个学会的观点。后文客观综述了民国成立以来的节日变化，部分反映了民俗学家的观点，由于同样离不开历法改革这个大问题，因而笔者补充谈谈我们历改委的观点。

    历法改革与传统节日是个复杂的交叉学科难题，提问历法改革与传统节日谁大？不应根据学会的大小来作判断，也不宜用暂时的群众反映做根据，而需客观分析两者的内在关系，看究竟谁才是问题的根本？如果主观地管见看问题，必然将会造成错误的决策。
    深思熟虑过历法改革难题的人，认为增加我国的传统节日应该慎重，首先必须分清我国传统历法的精华与糟粕。如果没有天文历法的基本知识，不了解中国历法改革史和世界改历运动，就不可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在今春的历法改革研究与维护传统节日的碰撞中，许多人颠倒了事大事小的关系，没有学点天文历法知识，了解中外改革历法的史实，客观分析两历并存的困扰。青年网友如此状况不足为怪，我们早已作过典型的调查统计分析，而有的资深民俗专家也如此，这就实在令人遗憾了。

    我们认为，讨论当代我国法定节日的变化情况，不能脱离国际和国内的形势，否则难于作出正确的认识。
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胜利后，1912年1月2日立即通令“改用阳历”，“阳历正月十五日补祝新年”。在施用了几千年旧历的当时中国，敢于根据形势决定改用公历（格里历），这是继太平天国废弃旧历、创颁阳历《天历》之后的又次伟大创举，它是符合从1910年开始的世界改历运动形势的。改用阳历的决议是在各省代表会议上经过争议后作出的，“行夏之时”的陈旧观点遭到革新派的反对。临时大总统的《命内务部编印历书令》载出四条议决，其中有“新旧二历并存”和“旧时习惯可存者，择要附录，吉凶神宿一律删除”。孙中山说：光复之初，议改阳历，乃应付环境一时权宜之办法，并非永久固定不能改变之事。以后我国仍应精研历法，另行改良。以求适宜于国计民情，使世界各国一律改用我国之历。达于大同之域，庶为我国之光荣。这是他向国人发出的伟大召唤，代表了中华儿女的雄心壮志！在此前后，高鲁（我国现代天文学的创始人）和姚大荣先后提出了世界历方案。

    袁世凯篡夺政权想当皇帝。1914年初，内务总长朱启钤呈拟《四时节假呈》，“拟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两天后就颁布《内务部训令》：“大总统以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国民均得休息，在公人员亦准给假一日，以顺民意，而从习惯……”。纵观历史，我国古代多以立春定为春节，而从1914年却将游移一个月的阴历元旦改称“春节”，这种名实相悖的称呼至今已经92岁了！这种以阴历正月初一作岁首，与春夏秋冬四季成岁的传统天文概念也有矛盾。沿用昔朝单一历制情况下定下的传统节日，虽然维护了我国的传统文化，但却增大了两历并存的社会困扰。怎样才能解决传统与现代化的矛盾呢？值得深思寻求最佳的解困办法。

如果我们不看当时的世界形势和国内形势，仅从维护传统文化来看，那么这位图谋复辟帝制的大总统似乎是“以顺民意，而从习惯”的典范，因为他最先决定增加了传统节日。笔者赞同朱启钤的四季各设节日，然而不赞成沿用被沈括指明为“赘疣”的阴历闰月法则。共力创制“中华科学历”的当代研历同仁，大多主张要尽力定在传统节气历的阳历日期上，这样既能符合历法改革的大方向，又能弘扬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还可避免每年的频繁调休节假日。袁世凯《大总统令》的要害是要重树“皇历”，我们不能不看清其本质及其危害，它已严重阻滞了我国的历法改革。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提出“推行国历及废止阴历”，1930年公告“禁过旧年”，这更与世界改历运动的形势有关。因为1927-1929年，国际联盟正在准备发起世界改历运动，史料表明当时我国有十多位专家学者提出世界历方案，著名学者高梦旦提出的世界历“周历议案”，经全国教育会议通过，已向国际联盟提案改历。由此可见这次改历活动的方向无错，反映了国人寻求中国的社会进步。1931年我国响应国际联盟的号召，成立中国历法研究会，积极参加世界改历运动，当时广泛分发《征求改历意见单》，十万人的统计结果是81%赞成四季历，64%赞成年始定于立春。但因当时政府脱离人民群众，没有做好历法科普宣传，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推行改历，因而改历不了了之。这正需要我们客观地分析历史教训。

新中国成立后，首届全国政协会议议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这是符合世界和国内形势的正确决定。关于春节的放假规定，《民俗词典》中说也是由这次会议决定的，我们查阅中央档案馆的会议记录未能查见，查见的是政务院于1949年12月23日举行的第十二次政务会议，通过了统一全国年节和纪念日放假办法。在通令中规定：“新年放假一日；春节放假三日，夏历（笔者注：不是称呼“农历”）正月初一日、初二日、初三日。”

在“文革”期间，报纸大力宣传要求大家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高炳中教授记得当年自家猪圈门上贴有口号“三十不停战，初一坚持干”。我的深刻印象是在50年代中期，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中央军委号召向航天科技干部张履谦同志学习，介绍了春节期间他在家攻读科技书籍，当时我们军校学生都以他为榜样。“文革”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痛心的灾难，笔者退休后调研主张改革历法的多位先贤，苦难的经历锻炼了他们的科学求真精神，听了金有巽教授的半个多世纪关注中外历法改革，方知废称夏历而误称“农历”并广泛流传，是从“文革”时期“大破四旧”开始的，但1980年《人民日报》即已拨乱反正，删除了报头中的“农历”两字。在今年的大碰撞中，该报最先载出余仁杰的文章“春节九十二岁啦”，发挥了党报的政治导向作用。

郭松民撰写的评论“春节是我们的图腾——驳章潜五教授”，被许多网站广为转载传扬，致使出现了网骂的泛滥。从网上查阅反方观点的撰文作者，大多是年青的网络优秀评论员或新秀作家，他们具有甚好的文学功底和宣传才能，然而缺乏天文历法知识，观察事物的主观性太强，评论没有真凭实据。名人违反事实的撰文会造成极大危害，例如“中山舰事件”是国史党史中的大事，专家孔蕴浩和李之龙的儿子李光慈都说当时舰长不是李之龙。查证是陈伯达在《人民公敌蒋介石》一书中最先说“中山舰舰长李之龙（他是共产党员）开舰去黄埔”。因此造成了几十年以讹传讹而使国史书刊的失实。在复杂的历法改革问题上，类此事例应该力避重犯啊！
 
本会从汇编的8种文集和26期《历改信息》中选出百篇，组成“我国历法改革的现实任务”网络文集，已陆续贴文于十多个网站论坛，提供广大网友参考研究。其中不少是讨论法定节日的，10篇有关文章曾电传给中国民俗学会，提供他们召开“国际研讨会”参考，后又给多位学会领导人寄赠书刊。本会欢迎各界人士参加研究，我们的重点任务是研制科学简明的中华科学历，争取与格里历挑战竞比优劣，扬我中华儿女的聪明才智。我们的观点非常明确，积极赞同中共陕西省委书记陈元方在其遗著《历法与历法改革丛谈》中提出的主张“走太阳历之路，创制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农历”。改革开放的今朝出现了新事物，涌现了“当代我国民间历法改革运动”，20位民间研历者共力探研，其中有多位农民和一般职工，约为半数是最近参加的，提出的世界历新方案大多遵循了这个大方向，主张这种新节气历的岁首定于立春。

日心说问世已经400多年，西方国家在此期间迅速强盛，当今我国谋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彻底分辨日心说和地心说的正误，这是正确认识天地人关系的根本。封建皇朝严设禁令，民吏不准习历制历，否则会被放逐或砍头。今值人民当政的崭新时代，早该解脱这种桎梏了。我们主张：应该弘扬先民创立的24节气历科学思想，中国历法应该从“阴历（置闰月法）主政，阳历（24节气）附属”改变为“阳历主政，阴历附属”，年首应该由阴历正月初一改变为春首立春的阳历岁首。在这种科学简明的新历中，我国的优秀传统节日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传统文化与时代创新是和谐地发展的！

（载于《历改信息》第25期，2005年7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