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12月

一、作者与本书简介
已录入《信问中国民俗学会刘魁立理事长：今朝“相煎何太急”？与刘魁立先生商榷历法改革与维护传统（三）》之中。2005-03-12贴文于五个网站。

二、          插页：北宋沈括著书《梦溪笔谈》中的一页
积月以为时 四时以成岁阴阳消长万物生杀变化之节皆主于气而已 但记月之盈亏都不系岁事之舒惨 今乃专以朔定十二月 而气反不得主本月之政 时已谓之春矣 而犹行肃杀之政 则朔在气前者是也 徒谓之乙岁之春而实甲岁之冬也 时谓之冬也 而已行发生之令 则朔在气后者是也 徒谓之甲岁之冬 乃实乙岁之春也 是空名之正二三四 反为实而生杀之实 反为寓而又生闰月之赘疣 此殆古人未思也今为术莫若用十二气为一年 更不用十二月 直以立春之日

三、插页名句：
恩格斯《科学历史摘要》：必须研究自然科学的各部门的顺序的发展，首先是天文学。
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为了定季节，就已经绝对需要它。
《明史》卷三十一：后世法胜于古，而屡改益密者，唯历为最著。

三、          自序
已录入《西安历法改革研究座谈会文集》（2002-10）的书首：

录自前陕西省委书记陈元方遗著《历法与历法改革丛谈》的自序
自  序
这个小册子，是笔者过去20年断断续续撰写的一批天文历法之类的论文的结集。由天上谈到地下，共计32篇。其中主要谈的是历法问题，题作《历法与历法改革丛谈》罢！
这些论文的目的，是想深入浅出地、唯物主义地把复杂的天文历法和其运行规律以及历来历法方面的纷争问题，说个明白，剔去其中神秘主义的色彩。另外，对有的问题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抛砖引玉，愿与专家们和同好者共切磋。
这些论文的初稿，曾请人清抄了一次，不料经过清抄又出现了不少错字、掉字、掉段和乱简化字，令人头痛。非亲自动手清理不可了，但力不从心。1982年7月至1990年10月又忙于陕西地方志的编纂，从此搁了起来。近来，感到等不到充裕的时间了，只好在住院期间勉力清理了一番，算作定稿。

对于历法天文之类，笔者是外行。有生以来，常是晚上我睡觉，满天星出现了，早晨我起来，满天星又不见了，对于灿烂的满天星斗，除最有特征的北斗七星和参星之外，都是相见不相识，一概叫不上名儿，连民间故事中广泛流传的织女、牛郎二星，也认不出。至于它们的特点及其运行规律，就更无所知了。《诗经 • 小雅 • 大东》：“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可我只识北斗，不识南箕。屈原《九歌 • 东君》：“抽长矢兮射天狼！” 可我不识天狼所在。原来，天狼星就在参星的左下方，直径为太阳二倍，是全天最亮的恒星。
对于历法天文既是外行和星盲，为什么又谈起历法天文来？说起来，实由于历史的误会。
那是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同百多名老干部被陕西“文革”当局诬为“黑帮黑线”、“叛徒”、“特务”、“反革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被非法关在秘密监狱中。狱中规定，每天早晚由哨兵看守“放风”（倒尿和大便）一次，冬天“放风”都在鸡鸣的时候，但有一条戒律，每次只能一人入厕，其余的人，就得在厕所外的院子里呵手跺脚，昂首望天。此刻，尤其是冬夜，满天星光灿烂，壮观极了。使我意外地得到一次“观星”的机会。我利用此机会，观啊观啊（恨无一架天文望远镜），天长日久，认识了最易观察的月球的东升、西降、月圆、月缺、一面向地、自转与公转同时及其自西向东运行的规律。再是认识了许多恒星的方位及其自东向西同地球自西向东相对旋转的规律。但还不清楚这些恒星的名称，以及它们在宇宙空间的分区和近代天文学的星座。
在狱中，我还根据照射进牢房内部的阳光的移动，逐日画地测量日影的长短。我还根据每日从广播中听到的天气预报，绘制了1971年全年365日西安、榆林两地的气温变化曲线图。一日不差，规律显然，很是有趣。
在狱中，除“提审”与“交代”之外，无事可干，但又不许读书，连马列的书都被没收了，不许读。连《毛选》也不能读，只能读《语录》。我便将兴趣寄托在“观星”方面。由于有了这种兴趣，后来，于工厂“劳动改造”的五年期间，我利用业余时间，继续“观星”作业。那时候，无论什么学问，什么文章，都要“以阶级斗争为纲”，“造反”即是理，“左倾”最时髦。政治问题是不能谈的，经济问题尤其农村经济问题是不能谈的，人口问题是不能谈的，历史问题是不能谈的，哲学问题也是不能谈的。动不动就被“上纲”。我想：那就谈历法天文罢！即使“上纲”上到天上，也不过天文而已。谈到哪里是哪里，谈到什么程度，算什么程度。反正不要让时间白白逝去。我多灾多难，约20年，并非由于自己的原因而未能为党工作，损失的时间，是太可惜了。
此后，打倒了“四人帮”，我的“观星”条件也改善了。从街头书摊买到一本旧杂志，其中有一幅天文星图，如获至宝。又可以从自己的藏书中和各图书馆中阅读古代文献资料了。我常在晴空之夜，仰卧于平台之上，放眼于宇宙之间，一手持星图，一手持手电筒，上下对照，按图索星，按星识图。坚持“观星”数年，不曾间断。进一步认识与熟悉了我国传统的黄道星空分区法——二十八宿和近代天文星座。当然，这都是一些普通的天文常识，但对一个缺乏天文常识的人说来，每一认识也都是经过观察与思考的。
天文学是历学的基础。我国古人研究天文，就是从历法的需要出发的。而古代天文学的首要目的，也是为了能够制定出有效地服务于农牧业生产和人类社会生活需要的历法。
于是我又对历法产生了兴趣。别的事不能干，便自找一点事来干罢，不论干什么都行。我一头钻到了历法的海洋之中。这一批论文就是这样产生的。它利用了我的时间，充实了我的空虚。

笔者认为，历法是社会进步的产物。它不可能是自古就文明的。人类过着没有任何历法的“寒尽不知年”的生活时代，是很长很长的。后来创造了粗疏的历法，这段历史时期，也不是很短的。因此，把我国历法发展的历史，说得只有两三千年，是没有根据的。虽然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对于一些古老的原始的历法尚不能作出详尽的说明。
笔者又认为，我国人民对于历法科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包括《太阳历》的理论与实践在内，把我国人民对于历法科学的贡献，仅限于正史记载的《置闰（月）太阴历》的研究与改革，是不全面的。

笔者还认为，我国自有历法以来的历法发展史同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是相适应的。 因此，历法发展的历史，也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是原始社会的《恒星历》和《纯粹太阴历》时期。
提到《纯粹太阴历》，许多历学家认为：在我国，一开始就是《置闰（月）太阴历》，即阴阳合历，不存在一个《纯粹太阴历》时期。笔者以为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理由详见《月亮纪年（岁）法和〈纯粹太阴历〉》一文。
第二阶段，是长期处于封建社会的《置闰（月）太阴历》时期。
这一时期，最早从农业已广泛发生的殷代起，直至当代，长达数千年，也是我国历法改革最多的时期。
当初，鉴于《纯粹太阴历》的缺点，古人采取置闰月的办法，把它改为《置闰（月）太阴历》，用以调整历法同节气的脱节问题，显然是历法的一大进步。然而在笔者看来，却是开始走上错误的一大步。那就是从此把我国历法的研究与改革，引上了《置闰（月）太阴历》的歧途。一步走错了，就继续错下去，几千年来，改来改去，修修补补，虽有不少发现与创造，但由于因袭的负担，儒学教条主义的偏见，一直舍不得丢掉朔望月的周期，离不开《太阴历》的窠臼，因而也一直未能突破《太阴历》而走上《太阳历》之路。这一事实说明了我国传统的《置闰（月）太阴历》的落后性和不得不实行改革以及历代历法改革次数如此之多的原因。
必须提到，在这一时期，我国人民曾多次探索到年（岁）的周期的时间长度，创造了《二十四节气》，以及《节气历》理论的提出，等等。可以说，在我国创制《太阳历》的条件，已完全具备。《太阳历》呼之欲出。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封建主义上层建筑的阻碍，
终于未能付诸实施，取得合法地位，以取代《置闰（月）太阴历》。这不能说不是我国历法发展与改革中一种历史性的错误。
第三阶段，应是在当代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将传统的《置闰（月）太阴历》——农历，改为《新农历》的时期。
《新农历》，必须彻底废除以朔望月为基础的同节气脱节，而又十分繁琐的《置闰（月）太阴历》。《新农历》的性质将是以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为指导思想的彻底唯物主义的简明实用的中国式的太阳历。 一切强加于历法中的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和神学唯心主义的杂拌，应当为之一扫。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历法改革的必然和最好的时期。详见《走太阳历之路，创制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农历》一文。

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曾创造了历史悠久的古代文化。 仅就天文学历学方面的成就而言，也是极其光辉灿烂的。并且在近代以前，一直处于世界历史的先头。这些光辉灿烂的成就，不仅表现在历代对于《置闰（月）太阴历》的研究与改革方面，更可贵的是对于《太阳历》的研究与创制方面。
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对于年（岁）的周期的时间长度，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并试行了种种的纪年（岁）方法。春秋时期，已发现了“二至”（冬至、夏至）“二分”（春分、秋分），战国时代即形成了《二十四节气》。特别是北宋时期我国伟大的历学家沈括关于《十二气历》理论的提出，太平天国《天历》的创制，明末清初《崇祯历书》和《时宪历》的创制等。从而使我国在长期研究与改革《置闰（月）太阴历》的同时，也研究与创制了自己的《太阳历》。这些先进的历法理论与历法实践，虽然未能最后实现，但是作为一种先进的社会文化思想，其光辉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在这些论文中，笔者特别关注地谈到了我国《新农历》的创制，希望《新农历》的问世。我想凡是中国人都会有此心情的。

笔者所设想的《新农历》，既是以《二十四节气》为基础的《新农历》，又是照顾传统包容《格历》、《置闰（月）太阴历》等在内。它不是国粹主义的产物，也不是“全盘西化”的产物，而是深深根植于中华大地的具有我国特色的《新农历》和可以满足各方需要的综合历书。它将是沈括的《十二气历》理论在我国彻底的实现。相信它将受到我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的欢迎。

感谢陕西师大应振华教授和陕西天文台刘次沅博士对本书作了认真的审阅。
感谢卫韬同志对本书作了认真的核校。
感谢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同志对本书出版的热心帮助。
1992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