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母人矮，高的是她的声音。在姚家坝那地方，舅母就是以其矮小而辛辣著名。

    舅母不是我嫡亲的舅母。我的外婆只有二个女儿。舅母是我舅外公的儿媳。我只一个舅外公，舅外公只一个儿子，故我也就只有这么一个舅母。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如果不是我们要举家从长沙下放到我母亲的老家，那么，这个舅母于我，不论其矮小或是高大，便当只会以一个名词的方式存在于亲戚的概念之中。

    我接触到舅母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时，刚刚小学启蒙。

    小时记性好。我记得一条小河和一条铁路的交汇处，那就是姚家坝，舅母的家，就在那柔软与坚硬构成的一双臂弯之间蜇伏着。那时候，我外婆身体健旺，下得火车，她领导我和我两个流着清鼻涕的弟弟兴味盎然走在前面。这是她离开故土十多年后首次返来，因此在她的意念中，下放也许还是不错的。外婆其实不是姚家坝本乡人，外婆是从县城醴陵嫁过来的。听外婆说，我的外公在乡下是个有些面子、有些脾气的手艺人。解放初，外公先外婆走了，而今日，外婆却领着一众外孙返乡回来，故外婆的愉快是有道理的。而我的小兄弟们的愉快也有道理：这里的山水离生活这么近，日后完全可以高兴就走进去，这种近乎于虚幻的真实，是城里孩子的生活经验中缺失的；且这里的动物与人之间，没有一层铁栏间隔着，与牠们交谈是那么方便。

    至于我的父母的心境如何，他们肩着大小包袱，走得慢，我们便难以察觉他们的心情是否也如包袱一般地沉。

    就这样，我们投奔舅母家而去了。

    舅母的家，一正一偏，只两间空洞的房。两间房却是老幼七条生命的生活空间。舅外公双眼失明且腿脚不便，一架被柴烟熏染的麻帐里，是他常年的生活舞台。然而，舅外公内心聪慧、为人善意，吹拉弹唱，卧古悟今，是个乐观向上，在当地颇受敬爱的长者。

    舅母的家，因此常年人来人往，热闹异常。

    舅舅是个语言不多的人，嘿嘿一笑，对于我们的远道而来，仿佛接待常客一般。笑罢，他挑一担谷去大队部打米，七张嘴再加上我家六口，晚饭那一定就是一场不大不小的运动了。

    舅舅出门，这时候，舅母登上了前台，她哦嗬喧天，展览出她的四个儿女，大的叫香*子，比我长一岁，老二叫菊*子，老三和老四，其中一个多了一根手指头，另一个还不大愿意睁开眼睛，但在乡下，这并不妨碍他们是两个值得炫耀的男人，是两份实足的口粮。这是舅母的自豪，人说“女人矮一肚子崽”，舅母矮，更是生了二儿二女二枝花。舅母灿烂一阵，挽着一只巨型的竹篮要去园子里扯菜，舅母当然不问政治，故出得门去，逢人又是哦嗬喧天，喜悦地把我家被流放的新闻在乡里广播开去，竟好比时下人家寻到了海外游子一般。

    望着她在田垅上几近跳跃的矮小背影，在我七八岁的心灵中，那真是一个生动快乐的镜头。

    屋里，外婆郑重取出一支从城里带回来的香蕉去探视她的亲切的弟弟，然舅外公虽然懂得很多人情事故，却不懂得吃香蕉是应当剥皮的，试着咬咬，还是觉得不对劲，外婆笑着帮他剥了皮，看得出，那一刻他的确是领略到了一种异样的芳香的。他连连称赞外婆的好福气，并适时为以后的日子宽慰外婆说：“呷是呷不穷的，人多口粮多，伢*子都还细，饭总是匀得一口出的。”舅外公厚道而细心，趁儿媳不在场，说出这样的话，还多少有些给外婆打预防针的意思，预防因为我一大家子的到来，日后舅母心直嘴快，说出了不周到的话来。

    我至今难得忘记的，也是我写成这篇文字的动因，就是那一餐晚饭。

    舅母扯回来的，是一种叶面极大的叫作青菜的青菜，淌着新绿，溢着一丝苦涩的香。我后来在水泥浇灌的城里读许多作家的文字，写到春天，多有一句：空气中飘来清苦的香。这是能够叫我感同身受的：一个“苦”字标在“香”的前面，这是自然的写照，也是生活的写照。这是中文的张力，更是中国人民的经验。

然当时，我没有这种经验，我只见舅母舞起一把大菜刀，一通把那清苦的香剁个稀碎，又见她燃起了一把旺火，然后就是往那剁碎的苦香中撒了一大把辣椒粉末，尤其夸张的是舅母舞动的那柄锅铲，其长度应当超过了她的身高的三分之二，舅母人矮，为防鸡鸭，灶台却高，然舅母有力量，她踮起脚，炒菜的姿态，如同撑桨划船，每翻炒必每踮脚，如此反复舞蹈之后，那些被剁碎的苦香就盛进了两只比大人脑袋还大的土碗之内了。

    上得桌，舅母高高捏住筷子，照例踮着脚，将青菜大把大把叉进我们的碗里，她喊：“多呷菜多呷菜，新鲜，比城里的怕莫多些味。”我们吃过，味肯定是多了二个，那就是苦以及辣。

    我的外婆呢，怕莫是从舅母的热情中还品出了另一层的味道，便不动声色将菜从我们兄弟碗中夹走。她说，十几年没呷过自家园子的扯的菜了，好呷好呷。当时，我们不能领悟外婆的心机，但说实在话，我们当时也的确是更愿意多吃些用刚打出来的新米煮成的饭的，用柴火捂出来的饭，去了米汤喂猪，更香更爽。

    中国的百姓，原本朴素诚恳，只是日子过得太紧逼，便不时总要多生出一份心机与狡诈，而因着含蓄隐忍的民族特性，要把那份心机适当表达出来，便要格外练达出一些大小的聪明。如同经商，尽管国人有“无商不奸”一说，但真要做起来，也还是要追求“两个效益”的，不象西方人，直言不讳、明目张胆地就是赚钱，中国人呢，想得更多的就是保本，中国人的本，本不多，亏不起，中国人经商就是过日子，不吃亏、不亏本，日子总会悠悠过下去。

    这当然是题外的话了。

    我的舅母，她当然不会有我这番题外的联想，她更想不到，许多年后，她的那个外甥还会拿她为题做成文章赚稿费。所以，在我们借住在她家的以后的一段日子里，她要艰难困苦操持这个家，就没有办法不时时使我的外婆有些难堪了。那餐饭以后的每餐饭都经由她操作出来，她也就没有办法不更加高声以及更加辛辣，她要以她的高声来弥补她的矮小，以她的辛辣来保护她的家庭。她不能吃亏，她也没有什么亏可以吃的了。

    虽然我的父母也是给舅母了一点钱物作为补贴，但那个时候，那个地方，钱也不见得就能买来口粮和菜蔬，况且乡下人手头难得有几个活钱，有了，那就一定是要压到箱底去的。她于是便要督促我们兄弟去参与劳动，如提着渔篓去随舅舅的牛屁股捉回那些青蛙和泥鳅以改善生活，或四乡八岭去割猪草，因为那即便清苦的青菜也不多了。为此，舅外公不时要与她呕气。但是，我们兄弟不呕气，我们乐得有了更多的自由和玩耍的时间与空间。

    后来，我们终于找到了住处，搬到了舅母家河对面的一个叫“烟坡里”的一户人家。这家人常年是一位母亲带着三个儿子过，男人一二个月难得回一次，听说是在外做一种专为牲猪做节育的营生，有些外快。但拿回来的钱并不多，所以这家人更是吃了上顿借下顿，不过有借也是有还的，日子于是过得并不见多少愁。

我们还是照例去舅母家玩，她家热闹，正当着村口，进出的人，总是习惯要到她家落脚呷茶，白天一把莆扇，晚上一盏油灯，她家简陋，故来人随意，舅外公德高望众，舅舅憨厚沉默，舅母高声哦嗬，这就无意中成就了乡人一个理想的娱乐场所。

    日日夜夜，舅母家于是故事多。

    约莫一年过后，我们家又搬回了长沙。约莫近二十年后，我在上海读书，姚家坝是火车的必经之路，但我坐的是快车，姚家坝站小，不停，那时没有电话，所以几次路过，我都会写上一张纸条，写一些问候的话语从车窗抛出去，我希望有人拾到后交到舅母家去。一次，我在扔纸条的时候，惊喜地发现了那两间土屋成了砖房，门前还泊着有拖拉机，听我母亲说，那拖拉机就是我那个多了根手指的兄弟驾驶的。但是，他们到底拾到过我的纸条没有呢——

    这样一想，火车就进了长沙。

                                             原载《天涯》1992年三期

                                       主编：叶蔚林

                                            1991年1月27日记于长沙观天亭

                                       2008年6月12日删录

附旧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