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出土的文物原来是明清“丰储坊”基座
                                        历史在石头上留痕

                                                                                       谢 亨/文

                        外行瞧热闹    内行看门道
                        惊世“石棺”系讹传

      时间过去了整整三年,浔城市民对大中路出土的两块大石头的兴趣至今未减，空闲的日子里，常有家长带着孩子或三两个好友相邀来到石头的存放地锁江楼，一边细细观赏，一边啧啧称奇。
      这两块经过人工雕凿的长方形红砂岩石，形状和大小与棺材相仿，以至刚出土时便吸引了无数的人到现场围观，闹市街头挖出“石棺”的惊世传闻不胫而走。后来，加上媒体的跟进炒作，九江发现“石棺”的消息传播范围更广。
      三年前在第一时间赶到出土现场的九江市博物馆业务部主任周宏伟，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2003年11月14日临近中午，他的手机接二连三地响个不停，打进来的电话重复着同一个信息：大中路下水道改造工程施工中，市政公司的民工在都天巷附近挖出一块长方形的大石头，从外形看很可能是石棺。周宏伟不敢怠慢，立即带领几个助手向都天巷赶去。此时，出土现场已密密匝匝地围了一圈人，周宏伟挤进人群一看，顺着大中路东西走向开挖的近两米深的地沟内，纵向地裸露出一块土红色棺状石头，石面上还有两方一圆的三个榫孔。围观的群众议论纷纷，各种各样的猜测迅速流传，有人还煞有介事地说，河南临汝曾出土一只“红陶瓮棺”，上方也有一孔，专家研究的结果，是为了让死者灵魂出入留下的；眼前九江这具“石棺”上的三个孔，肯定也是先人想在死后投胎时作通道用的。
      没隔多久，在相距百多米的柴桑小学附近又出土了一块同类形状和质地的石头。博物馆考古人员对两方巨石进行了测量和观察，前者尺寸为长195厘米、宽55厘米、高50厘米，后者体积略逊；根据其风格特征初步认定，它们均是古建筑的构件。当时博物馆接受媒体采访，特意提到这一点。但除了本报见报的消息指出“石棺”系古建筑构件外，其它媒体均言之凿凿地称大中路出土的是石棺。

                           不可忽视的岁月留痕
                        专家解读“石头记”

      被外界误传为“石棺”的两方巨型古建筑构件，很快安放在锁江楼景点甬道边的草坪上，供游人参观。今年国庆黄金周前夕，它们旁边又悄然竖起一块小铜牌，上面的文字简要记载了其出土时间和地点，并指明系九江古代“丰储坊”的基座。
      别看只有潦潦数十字的成果，却凝聚了考古工作者的心血和智慧。市文物名胜管理处接手保管此出土文物后，考虑到作为公开展出的文物，总得将其身世和来历向公众有所交待。他们在博物馆考证的基础上，对两块石构件上相互交织的人工痕迹和自然痕迹作了进一步解读。在专业考古人员眼里，这些默默的岁月留痕无异于一部内容丰富的“石头记”：石构件周身均布满了浅浮雕卷云纹，说明当时人们能从四个方向欣赏它；从大构件图案趋繁小构件图案就简，但两者形制又相同来看，它们在建筑中应同属一个单元，只是位置主次有别罢了。尤其是石面上居中的圆孔周围有明显铁锈附着物， 证实当时采用了传统锅铁垫缝的营造手法，此法是校正和稳定高大立柱时所常用的；两旁的方孔则是固定抱柱石的榫孔……这些点滴痕迹，使考古专家“拼凑”出一座至少有四柱三间的冲天式牌坊来。
      据考古人员介绍，明中叶以前，牌坊主要为木制，以后石制渐多，常见的有二柱一间式、四柱三间式或更繁琐复杂的样式；其多跨街而建，中间因要走大车，故一般较两端的次间精美宽大。经过资料比对，大中路出土构件上的图案和角线为明末清初时期风格，其出地点又与典籍所载的“丰储坊”位置相吻，这两块石头当属“丰储坊”正间和次间的基座。 根据基座的体积推算，当年的“丰储坊”大约有六七米高。

                         “丰储坊”印证了一个史实
                          “廉溪书院”露盛容

      劳心废力了许多时日，最后真像大白，“石棺”不过是古牌坊的两个基座而已。在旁人看来，这确实有点大失所望。不过，九江文史界却为之关注！因为“丰储坊”可不是一座普通的牌坊，它与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周敦颐有紧密联系。
      生活在北宋时代的周敦颐（1017~1073年）原籍湖南道州。他“以儒为其表，以释为其里”奠定了理学基础，左右两宋思想史的基本走向达300年，而且一直影响到明清。晚年知南康军(今星子县)期间，周敦颐因钟情庐山秀色，以家乡的濂溪命名发源于莲花峰下的一条小溪，并在溪旁筑濂溪书堂传播自己的哲学思想；终老后又归葬于溪旁的栗树岭，以了“吾后世子孙，遂为九江濂溪人”心愿。
      对这位视九江如故里的一代宗师，九江父老乡亲格外崇敬。自宋迄清，历代的九江官府或民间均修建有彰显周子的建筑或设施，仅浔阳城郭间载籍可查的濂溪书院就有：明嘉定年间濂溪港书院、明嘉靖年间丰储坊濂溪书院、清乾隆年间新濂溪书院等，其中丰储坊书院规模颇盛。同治《德化县志》载明，书院在丰储坊都察院左（今都天巷口一带）。嘉靖间，兵备道陈洪濠在此建祠计四重，头二门为无极堂及像堂，塑有濂溪先生及门生程颢、程颐兄弟像；祠堂外左右两则，共列书屋九重；后院空地还凿有长十丈余的莲池。惜墨如金的旧县志在作如上记述时，特别不忘附带一笔：“今院邻镇府，因逼近，为兵丁假居。” 字里行间，不难窥见当年书院屋宇之宽深。
      由周敦颐亲创濂溪书堂而发端的濂溪书院，在九江相延800余年，影响力早已辐射到海外。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九江许许多多曾与周敦颐有关的地面文物因遭受震灾、洪患、兵燹，早圮无存，仅留下濂溪路、莲花池等地名供人怀想。由于缺少直接的实物印证，以至人们面对简略得近乎模糊的史籍记载，难以指认出早期“濂溪书堂”遗址的确切位置，更不用说恢复其旧观了。“丰储坊”基座的出土和考证，对研究周敦颐乃至濂溪书堂到濂溪书院的变迁和发展，无疑具有实旨意义。

                             热情市民表露心愿
                            期待复建古牌坊
     
      不用讳言，九江史学界也有人对“丰储坊基座说”提出了质疑。他们的观点是：清代都天巷内聚居的多是微邦商人，有籍可查郑姓、陈姓等富绅所建的私祠前也立有石坊，因此，大中路出土的石构件也可能是这些牌坊圮后流失至此的。不过，参与了“基座”考证的专业人士回应说：“上述观点只是依据典籍资料提出了一个新的假设，但无实据支持此种假设。”并由此作了详细阐述：牌坊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有的表彰或纪念性建筑，私宅不可能自建牌坊，如果郑陈两家是由官府旌表立坊，但不会有制式如此规模的基座。再说都天巷近年不断开发，未听说有相关文物出土；而重达一两吨的构件从都天巷深处，自然碾转至数百米外的大中路上也是不可能的。
      普通市民知悉三年前大中路出土的巨石实为“丰储坊”基座后，却是从另一种角度审视这件事的。来自浙江的九江学院学生刘牧说：“以前只知道周敦颐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了不起的哲学家，没想到这位创立了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先哲与九江有这么深的渊源！看来，我到九江继续读书是个不错的选择，我为能在九江学习生活感到高兴。”更多的人则在“基座”前观展时流露出期待，要是能再现古牌坊的风采多好啊！住址与锁江楼近在咫尺的柘电公司一位职工就曾投书本报，建议有关方面将“基座”运回都天巷口，作复建“丰储坊”之用，以彰显九江悠远的文脉。 
      其实，将出土文物直接当作复建材料，未见得是很好的保护方法，有待商榷。但文物名胜管理处主任吴宜先认为，建议表露了许多市民深藏于心的情结：对九江厚重历史文化的挚爱。从这个意义上说，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文物资治教化作用，让人们从中增长知识，获得启示，激发创造力——的确是一道值得文物工作者认真去思考的课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