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24节气为纲 创制中华新历 法定民俗节日
陕西省老科协历法改革专业委员会

天文历学是古老的实用科学，历法反映天地运行的规律，明示寒暑变迁的法则，授时农耕和安排生活。悠久的封建皇朝时代，皇帝自命天子“替天行道”，颁行“皇历”敬畏天神，严禁吏民研习历法。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皇朝后，1912年孙中山临时大总统通令“改用阳历”，从此开始公历与夏历（俗称“农历”）并存，中西历法矛盾至今未解。

值得国人深思的问题是：历法是长时间的计量标准，两历并存必生社会困扰，我国现行主用公历、辅用夏历，这种用历状况是否还需改进？怎样才能缓解其社会困扰？历法关系国计民生诸多行业，我中华文明古国需否创新历法？能否共力研制出科学简明的中华新阳历？以求实现人与自然的完善和谐！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促使历法谋求改革创新，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16世纪的“日心说”，推进了格里历的传播，历经多个世纪之后，已成为世界通用的公历。然而这种罗马宗教皇权时代的西历，早有法国大革命时代的改历，上世纪更兴起世界改历运动，针对格里历存在的诸多缺点，提出四季历方案（后称“世界历”）。我国于1931年成立历法研究会，广泛征求国人的意见，10万人的统计结果是80%赞成四季历方案。回顾我国使用公历的百年历史，民国元年“改用阳历”，袁世凯时期有《四时节假呈》，1930 年民国政府公告“禁过旧年”，新中国首届政协会议宣布“采用公元纪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断有民间研历者提出新历方案，其中尤有多位农民和一般职工，仅据我们所知，先后向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建议改历已有7次。这些事实表明，国人日益关注历法改革这项千秋事业，正在深思“盛世修历”的世传任务，探索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和谐。

我们认为，历法改革研究与传统民俗研究，都是旨求弘扬传统文化，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理应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然而有人却看成是对立矛盾的，一听说研究历法改革，就以为是要“废除”传统历法。我们认为，这两项研究都属于学术探讨问题，既存在密切的关联，又有探研范围的差别。历改研究关系天文、地理和哲学、民俗、管理等诸多学科，是一个复杂的交叉学科课题。从研制新历的角度来看，民俗节日的设计只是历表的附属，不宜只在现行的两种历法中选择决定，否则有可能会增加两历并存的矛盾。

本会研究历法改革12年多，今已汇集众多同仁提出的新历方案，形成5种中华科学历方案（尽力兼顾世界性使用），它赞同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陈元方同志在遗著《历法与历法改革丛谈》中提出的主张“走太阳历之路，创制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农历”。通过我们多年的协联研历，当代20多位民间研历者提出的新历方案，都是以我国传统的24节气科学思想为纲。大多数人主张坚持我国传统的天文四季理念，以春首立春作为年首，年分春夏秋冬四季，各含3个月。这种新阳历（详见另文《“中华科学历”方案》）具有简明的规律性，历表具有千年不变特性，日期与星期具有固定关系，24节气具有相对稳定特性，各月首日和月半大多恰为节气日，估计节气和测算星期十分简便。农业生产需要依从寒暑变迁规律授时，它主要取决于阳光照射角度的变化规律，因此24节气属于阳历性质，阳历才是名副其实的真正“农历”。这种新阳历吸纳了我国传统历法的精华，远比西历格里历的性能优越，它传承了孙中山、竺可桢、戴文赛、金祖孟、罗尔纲等诸多先驱的改历思想。

慎重法定民俗节日，这是“我国历法改革的现实任务”的子课题，研历同仁已作了深入探研。本会追迹先贤的遗志，早先提出建议“春节宜定在立春”，就因为它关系新历年首的科学选定，旨求解决春节长假的游移困扰，而有人却误解为要废除“春节”。其实采用这种新阳历，可以合理安排更多的民俗节日。理由如下：

1、 追根溯源，节日是由节气演化而来。天文史专家陈久金先生近日撰文“话说春节”，指出：“其中冬至、夏至、清明等节日的日期和名称与节气是一致的，其他如二月二、三月三、五月五、六月六、七月七、九月九等，也只是出于记忆方便而在日期上作出的变更。”中华新阳历采用闰日制，具有节候日期的相对稳定特性，而夏历采用闰月制，不具有这一优越特性，24节气日期的游移幅度多达一个月，因而产生诸多社会困扰。我国古昔主要使用阴历计时，由于历书附有24节气（它属于阳历性质，但不少人误认为是阴历），两种不同历法的矛盾并不明显。但在今朝主要使用阳历的情况下，仍用阴历计日就会产生诸多社会困扰。（参见新华社记者张伯达于1997年撰写的内参文稿《百余专家学者建议春节定在立春》。）

2、 一个国家应该力求使用单一历制。世界历法改革的大方向是使用阳历，纯阴历（回历）或阴阳合历（我国夏历）只宜作为辅用历法。我国的许多传统民俗源于24节气，因此把民俗节日选定在24节气上，可以使季节时令固定不变，例如21世纪的百年中，立春节气在新阳历中有61年处于1月1日（公历2月4日），其余39年也只提前一天。若按夏历计日，则春节是在立春日前后大幅度游移不定的。同理，端午节按五月五，重阳节按九月九定节日，都同样会有大幅度的游移。但在新阳历中则不会有此问题，可以分别设置在5月5 日和9月9日，也可回归于邻近的节气日期上，相同的时令有利于组织划船和登山活动。

3、必须分清传统历法的精华与糟粕。与月相有关的民俗节日，例如中秋节和元宵节，是处于夏历中的望日，它在阳历中是游移不定的。解困的办法是：为使不产生游移困扰，可以移植于相应月份的望日；或者是忍受游移困扰而仍按夏历定日，由于这些节日不是长假，所产生的困扰不大。夏历是阴月阳年式混合历，它采用“19年7闰月”编历法则，只是粗疏调和了阴阳两历。这在古代来说是创新的举措，而且便于根据月相估计历日，然而正如北宋沈括所指出闰月法则的缺点：“气朔交争，岁年错乱，四时失位，算数繁猥”。这种旧历具有历史的功绩，今朝可以仍旧保留它，但更应该吸纳精华而丢弃糟粕，创制适合于新时代的新历法。朔望月法则可以明示潮汐涨落等规律，可在新阳历的短期年历表中附注朔望符号，因此改历只是把古昔的“阴历为主，阳历（24节气）附属”改变为今朝的“阳历（24节气）为主，阴历附属”，显然这样更符合人与自然的完善和谐。

分析历改研究者与某些民俗研究者关于增加法定民俗节日的观点分歧，前者在注重历法改革的同时，兼顾了传统民俗，而后者似乎偏注于民俗节日，对于历法改革欠缺考虑。2005年3月3日，《南方周末》记者陈一鸣的文章《春节改期之争》，客观地反映了观点分歧的症结所在。如果对照双方观点的诸多文章，就更能分辨争议的是非。研历同仁的一致观点是：增加法定民俗节日不应只考虑现行的两种历法，不宜只考虑继承传统文化，还需要注重历法的科学性。我们不同意有些人说传统民俗节日是不能用理性来衡量的观点，认为这不符合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统一的根本原则。

我国近代的历法改革史还表明，关于传统民俗节日的争议往往是与历法改革紧密关联的。如果不联系中外历法改革的史实，就难于分清争议问题的是非。如果不分清现行两种历法的精华与糟粕，就会增加两历并存的社会困扰。因此应该认真分析我国近代社会改革的经验教训，妥善处理增加法定民俗节日问题。“以史为鉴”，才能正确决策。今以下列史实提供参考：

1、近年我国试行三个“黄金周”，这是历法改革的创新性举措。苏联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曾经试行机器不停而工人分组（先分成七组，后又改为五组）轮休的历制，其经济效益十分显著，因而又曾设计五日周历法，把法定节日穿插其中，后因有人唆使媒体反对而未施行。这种五日周历制始于古埃及历，法国大革命后用之颁行法兰西共和历。我国把三天节日与两个前后双休日调休在一起，联成七天的“黄金周长假”，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反映了现代经济社会的改革观点。任何改革总会有些困难，需要客观分析其效果和问题，试行黄金周历制出现的一些问题，例如交通拥挤和旅店时挤时空等等，国家假日办一直在努力排解困难，促进此项改革的更大成功。不改变现行历制就只能治标，改用科学历制才能治本，因此考虑增加法定民俗节日，应该结合研讨改历问题。长假效益是创制新历的合理观点，我们已在新历方案中给予重视。公历采用连续七日周制，不具有日期与星期的固定关系，因此不便于较多地安排长假，而且每年需要事先宣布调休日期，这正表明了这种西历的缺点。如果使用中华科学历方案，由于具有日期与星期的固定关系，即可消除每年节假日的频繁调休之烦。倘若进而能够改用我国传统的“五日一候、十日一旬”科学历周，就更能彰显历法的科学性和简明性，并且便于适应经济社会的未来发展，调变工作与休息的比例和增加长假。
 
2、增加法定民俗节日应该周密论证，作出积极而慎重的决策。节日安排是历表的附属， 改变节日安排必然涉及历法改革。若不考虑历法改革而只注重节日安排，就难以保证改革的科学合理性。我国近百年的历法改革史已有先例：
（1）1914年袁世凯时期的《四时节假呈》，竟然只隔一天就获得批准：“以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国民均得休息，在公人员亦准给假一日，以顺民意，而从习惯等因，奉大总统批：据呈已悉，应即照准。”似乎这位想当皇帝的大总统更关心我国的传统民俗，然而正是这一呈文的“应即照准”，阻滞了我国历法文明的改革创新，致使“改用阳历”已临近百年，两历并存的困扰依旧，春节游移产生的诸多困扰未解。我国古代多以立春定为春节，袁世凯改以阴历元旦定为春节，不仅存在春节的名实矛盾，更与传统的“四立分季”概念冲突。这个历史包袱应该及早消除才对。

（2）1930年民国政府依靠权力推行“国历”，强行“禁过旧年”，结果遭到民众抵制而无果告终。当时正值世界改历运动高潮，国际联合会促请各国成立委员会征求改历意见，因此政府考虑历法改革问题，是符合世情和国情需要的。然而不作广泛的历法科普宣传，仅仅依靠权势命令对待民俗，结果只能招致失败的命运。我们扩大视界来看历法改革和民俗节日，太平天国成立的次年，遵循沈括的“十二气历”理论，废弃旧历而创颁阳历《天历》，严令“禁过妖年”，这是我国历法改革史中的创举。在今建设和谐社会的新时期，显然不宜采用这种急风暴雨方式，然而敢于创造“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的豪情壮志，还是值得我们努力学习的。

载于《历改信息》第33期（2007年7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