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几个“书怪”朋友

  看一眼这样一个与书本无关、蝴蝶一般漂亮的娃娃:胜读10年书!                     

    近日翻些旧稿旧事：九十年代初，我在报社创编过一个把写书、读书、出书、卖书整到一起《图书广场》专版，忆及在这方面，曾经见识过的一些与书为伍、以书为命的高人。嗜书，以至于成迷、成痴、成癖、成圣者，古往今来众。就是成怪者，在我的生活圈子内亦不乏其人。  

    王君。此君30出头，是一位在京剧团唱大武生的角色，然此君生就一副小生扮相，眉目清秀。我与此君在业务的关联度不高，交往不多，他好读些什么书收藏些什么书，一概不知。我简直也不清楚他究竟有无藏书。我们剧团外面，确是有过一间国营小书店的，小是小，书品却高，类别也多。每天早晨，我们都会去那书店边的包子店排队买包子，或者王君排在前，或者我排在前，排队不说话，吃包子也不说话。我一般拿着包子到书店吃，而王君却一口包子三大步，很武生地，视书店而不见。这就叫我气愤不已——凭什么买书的人看到的我都是在吃包子，而我看到的从不进书店的王君却总是在读书。

    而且是读一种很黄很厚的书。

    比如夏天酷热，那时没有空调，我们就要在筒子楼的走廊里午睡。王君睡前，照例也要读书。别人读完，将书置于枕侧，或枕书而眠；王君却一定是将书压在额上入梦。睡觉而不翻身，这功夫本来就叫人击节，更绝的是，那书也摆得平稳之极，如置茶几。他这是要做什么，我不知道他读什么书，当然也不会知道他的这个日复一日的怪举何为。我曾效仿过二次，不要说睡眠，就是精心维护，那书也一定会要咸鱼翻身的。

    不能如王君一般顶书膜拜,我自认当不成大武生。

    老阮的怪举是：只要不说话，说话必握书。

    老阮是做学问的，家里有书房，脸上有眼镜。与王君不同的还有:老阮还是教育家。但不握书的老阮，不要说教书育人，就是问个路买个菜都很是词不达意。相逢能够一笑，已算你的幸运，不然，你还真不知何时何地得罪了他，竟然形同陌路，一言不吭。然而，你不要让老阮手里有书，有书，老阮就不是老阮了。有书，老阮就已经是演说家、说书人或者录音机。他那握着书的手，配合着他出口成章抑扬顿挫的语言，有节奏有线条地飞舞着。

    风中的、美丽的蝴蝶一般张合的，是老阮的思想和嘴唇。

    有过几次，我实在无心再恋他的风花雪月，饭菜已经上桌，酒虫已在觉醒。然老阮完全不予理会。哪知奇巧的事情发生了：他夫人不动声色走来，轻轻取走他手里的书，如同关了电门一般，老阮顿时缄默，说句：吃饭吃饭，吃了饭再走。

    从此无声。

    我原先以为老阮夫人权威大，但几次三番，我也如法炮制，果然灵验——只要你取走他手里的书，老阮马上就是那个生活的老阮；同理，只要你想见识学问的老阮，你就往他手里递一本书。且不论你递过去的，是什么书！

    他无需阅书只需握书，生命和知识的积淀就将激活。这其中，我想，没有什么深刻的道理，而只是一种条件的反射吧。

    海上兄和枣兄是二个诗人。

    海上的笔名有一趣联: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反过来读仍是“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认识海上的时候，他正是长沙自来水厂的技术人员。海上兄视诗如命，有一年，冬夜，窗外狂风暴雨，他隔着一条湘江写了首诗叫《孵太阳》，结果不甘独自赏悦，竟把诗稿也贴胸孵起，骑着单车半夜透湿来拍我的房门。海上兄就是这样万分自恋自已智慧的结果，凡自己写的文字，不论以后发不发表出不出书，一律先恭敬抄在事先剪裁好的漂亮白纸上，一划一笔，一行一行，留下天头地脚，标明页码，再精心设计制作出封面封底，插图插言，最后，在封面找一个圣洁的地方，庄严写上黑体字：海上著。

    海上兄的字画和手艺是考究而灵性的。那时候没有现在这样方便的博客，那时候的自我展示、认同和积累，需要手工劳动，海上兄是上海人，上海人热爱生活和情调，自已做的西装都可以乱真，况乎书。

    枣兄是湖南人。湖南人与上海人的不同，正如同海上兄和枣兄的不同。

                              枣兄

    枣兄已居德国二三十年，不知生活与写作的作风如何了。先前，我凡见到他在哪家刊物上发表了诗，心想，又将有几本书要被涂炭了。枣兄写诗，不打腹稿不打草稿，直截了当就往书上写。只要是书，不管是你的还是他的，不管是旧的还是新的，当然，新的更好，如果是你的书，他写完，竟要把写了诗的页面撕了带走，你不同意，他就将带走整本书。

    我喜欢枣兄的诗，更喜欢他来聊诗喝酒，但恐惧他在我的住所灵感将至。

    我说，我们能不能换一种写法。他说，习惯习惯了呐！

    习惯了。看来，习惯于怪异并不比习惯于正常来得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