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师于沙先生的诗名，那在诗坛是早已确立了的事情。

    他的旺盛的生命之树上，开放过许多口口相诵的警句妙言；灿烂过许多少男少女的情怀；沉淀过许多人到中年的思索。

    记得前年春节，携妻带子我去作协大院看他，八旬翁，吟诗写字，谈事论人，一点不拖沓；他神清气爽的作派，记忆犹新的思维，妙语联珠的陈述，令我儿子亦肃然欣然。

    他依然是---春天来了/绿了山/绿了水/绿了姑娘的眼睛的画意诗情，这与我十几岁到他家求教时的情况别无二致。于沙的诗歌，永远飘扬着爱的旗帜，爱妻子、爱儿孙，也爱我们这些年少的学生。而这些爱，也曾成就过他许多不会凋落的诗叶。他的一本最有名的诗集就叫《爱的备忘录》。以往多年，每逢新春将至，先生都会用心栽下二尺宣纸，写一幅字从长沙寄给我，这些春天的传单，如今依然鲜艳夺目，正是一面面爱的彩旗。

    与其诗名并论，他的词名分量亦重。《八百里洞庭美如画》，成了20世纪经典名曲，成就过一代又一代歌唱家，凡有大赛大事，多为必唱之歌。诗人作词，多为客串，成大气侯者不多，于沙为什么能成，他的一句话道出其中奥妙——

    我把歌词当诗写。

    广西民族出版社曾推出于沙歌词集《踏着落花归去》。用心翻读，情趣横生，其奥妙显见：

    他写夕阳——你挂在西边的天上/像一枚圆圆的印章/验收一天奉献/给劳动者最高奖赏······

    他写海水——海水为什么是蓝的/不是海水不含泥/只因蓝天太美丽/自古蓝天爱大海/海水的颜色/是蓝天悄悄给她的······

    他写南方——小桥下面淌流水/流水环抱小村庄/笛声飘在斜阳里/斜阳骑在牛背上······

    这是歌词。更是诗。是能唱的诗。是能够插上音乐的翅膀的诗。

    乔羽认为：歌词最容易写，歌词最不容易写好。

    好与不好，对于歌词而言，就一个唯一的标准：能不能唱，好唱不好唱。

    唱之不同于读，在于唱是诉诸于听觉，而读诉诸于视觉，唱是对耳朵负责的、时间的艺术。三五分钟，要表达一个完整的内容或一段情感，你得首先要让人听懂，听懂了人家才愿意唱。但这决不是叫你说大白话，当然，很多的歌词，也就是大白话一段。这是怪胎。是乱来。

    大白话与非大白话，有时也就一字之差。如果于沙不说“斜阳骑在牛背上”而说“

斜阳照在牛背上”，这一“骑”一“照”，差之何止千里。这一个字，就是诗与非诗的分水岭。当然，你也完全没有必要去“把歌词当诗写”。如何写，虽然是你的事，但歌声千古事，得失听众知。

    如果说，诗人写作更多是对自我负责，那歌词的写作就要对很多人负责的了，至少包括作曲家、演唱者吧。而一般对别人负责的事，做起来都要讲究些技术技巧，如饭店大师傅炒菜，你是要做给别人吃的，不能光顾了你自已的味蕾。

    记得回湖南与几位作家喝酒，席间，以诗论著称后来散文也写得大家之气的李元洛先生，他谈及一篇写森林的散文，说想用一个句子表达森林中一片无际的绿，而唯有百合花一点白的场景，绞尽脑汁，无以名状。终于，历经自已无数内心独白时眼前一亮，成就了——“森林是一片无边的绿，唯有百合坚守她的独白”这样一个内涵深远的妙句。

    他说：真是三日不知肉香呵。

    所以，不只写歌词，写小说、写散文、以至于写方案写总结，我们都应当当诗来写！而以最精炼、精采的文字，表达最深厚、深远的意趣，这样的歌词，即便还不是诗，那也不会是一些如怪胎般的哼吟。

                                                原载1994年3月14日《羊城晚报》副刊花地

                                                             2008年6月25日删改